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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的博客

《住宅立法研究》一书副主编 《住宅法草案建议稿》《住房保障法草案建议稿》撰稿人

 
 
 

日志

 
 
关于我

高级经济师,共产党员,退休公务员。研究方向:住房制度与住房立法,著作:《住宅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副主编。先后在《经济研究》等省以上报刊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文20余篇,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2年提出制定《住宅法》的建议,近年致力于二次房改和住宅法立法事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等单位分别发起举办了“物权法与住有所居——住宅立法论坛” 和“首都高校住宅保障博士生论坛”。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宅法草案建议稿》受到广泛关注。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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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定位为准公共产品是国际法则  

2009-09-29 22:35: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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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929日发表了《住房还不可能成“准公共产品”》的文章。文章主要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让人瞠目的则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对于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法则提出了质疑,二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就想让住房具有“公共”属性,实在太超前了。(见《广州日报》、《齐鲁晚报》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住房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国际通行的法则。住房应该成为“准公共产品”吗?答案是肯定的。

一位署名“高山流水”的博友在我的博客留言中写道:住宅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199710月,中国政府签署参加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该公约的第11条第1项规定内容是:“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为其本人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现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国家建立满足公民基本住宅制度应该是保证公民权利的一项职责。公民享有基本住宅权利应该与保证公民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力、劳动的权利、社会保障的权利一样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满足。国家对住宅权的认识应该从服务性的“保障”转变为“法定”的保证。一字之差却表明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一大步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对此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郭建波在《世界住房干预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中写道:“我在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及欧美国家实地调研后发现,发达国家并没将住房完全视为商品,而是定位为准公共产品。在福利住房政策为主的国家如欧洲,一半的住房都是社会住房,新加坡90%的住房、香港60%的住房都由政府提供,美国虽然土地资源丰富,采用的却是另一种救济型的住房政策,向中低收入者长期提供低利息贷款,以满足住房需求。”

住房是准公共产品是国际法则中的一个常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据此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住宅法》。在日本,有40多部关于《住宅法》的法律,其中法律规定全国性的国营企业住房都市整备公团负责建造中产阶级家庭的住房;低收入家庭住房由地方政府下属的国营企业负责供应;其余20%高收入家庭则由民间的私营公司提供商品住房。这可以说是日本的三三制住房制度。美国国会于1949年通过了《全国可承受住宅法》,宗旨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居住权。1950年,杜鲁门总统提出:“为帮助中等收入家庭,我建议国会颁布新的立法以使非盈利集团能够为他们提供住房,并控制房租价格的上涨。”

至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就想让住房具有“公共”属性,实在太超前了的说法,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国人民的愿望。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还是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就已经开始推行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政策。在新加坡,1959年自治后,失业和住宅短缺是当时两个最大的社会矛盾,84%的家庭只能生活在店铺和棚户中。为此政府于19602月成立了建屋发展局,连续制定了五个“五年建屋计划”。1968年又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准商品模式,由政府投资建造社会住宅,然后再按优惠条件出售。梯级消费加上公积金支持的购买力使新加坡80%以上的居民购买了政府建造的组屋。

香港政府在经济起飞以前就在住房政策中采取明确的双轨制:对于私营房屋市场政府不予干涉但行使调控职能,同时通过保障性公营房屋政策(公屋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占全港人口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市民的居住问题,使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租住或购买政府开发的公屋。香港政府陆续制定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私人参建居屋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自置居所贷款计划”、“可租可买选择计划”、“夹心阶层住屋计划”等措施,根据中、低收入市民的不同收入情况和对住房消费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就是针对既不符合租住“公屋”和购买“居屋”条件,又买不起商品住房的中等收入家庭设计的住屋计划,解决了大批这样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2009年,香港房屋协会又推出了“中产公屋”计划。

在日本,二战战败后百废待兴,国家立法组建全国性的国营企业住房都市整备公团负责建造中产阶级家庭的住房。公团的经营事业有4 大支柱:住房建设、城市开发、旧城再开发、住房管理,在开发的新城建有大量办公、商业、综合大楼,用于招商,并把所得盈利补贴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建设。该公团出售住房的平均使用面积为140平方米,平均价格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5.3 倍;出租住房的平均使用面积为65.5平方米,平均月租金约占租户家庭收入的15 %。公团住房不向低收入者开放,也不接受高收入者。低收入家庭住房由地方政府负责供应;其余20%高收入家庭则由房地产市场的民间(私营)公司提供住房。

站在全球的高度,以世界的视角观察住房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把住房定位为准公共产品。我们国家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000美元,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经济上早已超过了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和西欧国家当初实行住房是准公共产品政策时的条件。以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否定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国际法则,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让住房全面市场化的浮云遮望眼,而忘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忘了全体国民都享有住房权。

我不想打口水仗,但是住房是不是准公共产品,涉及到住房改革的大方向,涉及到全国人民的大利益,这个大是大非有必要展开一场大讨论,以澄清认识,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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